有时会想，多数为生存奔波的人们是怀疑奇迹存在的吧。那只是存于书页间或者遥远梦想中的清丽风景。当天真的孩子逐渐长大，他们不再望着天空发呆，年少的梦想也在渐行渐远的路上飘散。如果人们无法见证奇迹，他们便不再存留梦想，一如瞎了眼睛的金丝雀不再歌唱。
电影剧本的改编弱化了弗兰克·史雷德中校压抑阴暗的一面，他虽然险些败给生活，却仍旧是一个不屈的斗士。他对女人的喜爱与对气味超乎常人的判断力让他更像个魔术师。创造奇迹的人审视世界时兼有仇视与热爱。史雷德中校原型，意大利作家乔瓦尼·阿尔皮诺笔下的上尉法乌斯托则显得更加真实、平凡。他没有对气味的敏锐，终日躲在一副厚重的墨镜后。他惯于用尖刻的语言让身边人感到痛苦与不安。这是他对生活的态度：暴风雨比阳光更好，因为阳光只能制造寂静和安宁的假象，而暴雨让你知道身在何处。
电影讲给我们的道理，也与生命有关，却与原著不尽相同。相同的角色身处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中，必然会有不一样的故事发生。片中人物的设定有鲜明的美国价值观烙印——家庭。无论是弗兰克·史雷德，或者大学生查理·西门，还是乔治·威利斯，每个人的性格和观念都深受家庭的影响。电影把原作对生命痛苦的渗透简化成一种对生命的选择。弗兰克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遇到事情担负责任的人，一种是找靠山的人。查理·西门遇到了这种艰难的道德选择，是出卖朋友进入哈佛大学还是承担守口如瓶的后果？
很多人对于查理·西门宁愿牺牲前途去保护几个根本不是自己朋友的人感到不解。其实，他不管做何选择，都有其道理，这便是“对”与“对”的矛盾。而在另外的角度来说，他又都做错了。在《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中展现的世界，“不仅有‘对’与‘错’、或‘善’与‘恶’的抗争，而且还有‘对’与‘对’”的冲突。阿伽门农为了维护全军的利益，杀死自己的女儿祭神；母亲克鲁泰墨丝特拉维勒为了给女儿报仇，让丈夫血债血偿；奥瑞斯忒斯又为了替父亲报仇甘愿被复仇女神追捕（因为弑母）。这些人都有复仇的道理，都坚持着自己的正义和真理，但是他们又都违背了人类的道德观念。这种“对”与“对”的冲突才是现实中最让人痛苦的抉择。也是查理·西门要面对的选择。不过，这两种选择又有微妙的不同，那即是他的选择是否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否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乔治·威利斯面对父亲的压力供出自己的朋友，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选择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让他在查理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查理·西门的选择虽然看起来有些无谓，但他却并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护他人，而没有选择自保。这种牺牲自己利益，维护他人的精神就是弗兰克口中的“正途”，这是查理的“原则之途，通往人格之路”。当你不可能把事情做到全对的时候，起码要保证没有为了自己牺牲他人。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写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查理·西门选择的正是很多人不愿走的窄门，那是难以坚持的正途。
阿尔·帕西诺的表演是电影成功的保证。无论是弗兰克·史雷德还是法乌托斯都难以用笔墨形容。他是一种精神，一种难以言明的激情和痛苦的混合。他会突然大笑，仿佛是一种宣告又像是一种嘲弄。弗兰克在阿尔·帕西诺的演绎下散射出非凡的锋芒，这种魅力几乎盖过了人物的痛苦，这种魅力让痛苦都变得甜蜜。他对于女人的致命吸引力就像唐璜，他还赋予人物标志性的大喊：“Hu-Ah！”这就是他对生活宣战的炮声。不同时刻，这句大喊有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是一种嘲讽，也可以是一声哀鸣，更可以是一句欢呼。简单的词汇都被帕西诺诠释的丰富感人。一支配曲《一步之遥》的探戈不仅是电影的神来之笔，更让电影幻变成一个人人向往的梦境。虽然这冲淡了故事的真实感，但电影带给人的启迪和震撼丝毫未曾削减。
乔瓦尼·阿尔皮诺在书的结尾这样写道：“尽管周围是一片黑暗，在今后的年代中他不得不在这片黑暗中点燃打火机照亮，不得不伸出竹竿探路，他在这样的黑暗中嘲笑人、冒犯人，他在这样的黑暗中依然喝酒，那么，即使是最困难的生活也依然是生活，依然是他的生活，是我的生活，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是所有那些能够承认生活、接受生活和经营生活的人的生活。”
无论生活的面目是温顺还是狰狞，我们都需要为我们的选择，要走的道路，想要追求的目标做出努力。死亡永远不能成为逃避的借口和途径，活着需要有更强大的勇气支撑。逆风的方向也要不停飞翔，纵然不被世界温柔相待也要撕破夜幕找寻黎明时分的灿烂千阳！（税务学院13注税谷贞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