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运行走势如何？互联网金融究竟会不会火下去？未来十年财经高校毕业生出路在哪？近日，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接受了中央财经大学新闻通讯社学生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在200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预测经济的文章叫《2049年看中国》，里面提到从1948年到2008年是改革开放时期，从2019年到2049年是一个新的30年，侧重点是在体制上。那么在这新的30年，您觉得改革的关键词有哪些？
陈志武教授：头30年的改革主要侧重经济，实际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碰巧让2009年变得比较特殊。我原来在文章说的是从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是一个继续动荡的10年，想改变，但是老办法老习惯并没有改变，还得以投资拉动增长，还得以发债、借债来为投资寻求资源，寻求资金支持。
2015年大概是财政增长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尤其是地方政府，明显感受到财政压力大。从去年开始，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增长是负的，今年就重新要靠土地来维持下去。现在来看，从2016年到2019年，发生某些大的挑战或者是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所以我原来预测的是2019年左右要开始新的一轮的改革，不一样的改革。
2049年这篇文章是我目前唯一一篇预测性的文章，当时我认为，可以把中国应该会经历的这些改革，用反观的角度写出来。站在2049年，回过头来看今天，整个的历程就是一步步的迎接挑战的过程。最后还是会回到体制改革，回到民主与法制改革，回到个人权利、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最终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完整的、在逻辑上自治的体制架构。
记者：在新常态的背景下，长期的中低速度增长将更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节奏。最近有报道指出，中国的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 型，而是 L 型的走势。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Barrow最近的工作论文也同样指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的增长率远远偏离了理论预期的自然增长率，长期来看，中国的自然增长率应该在4%左右。请问陈教授您对L型的增长模式和4%的长期增长率有什么看法？
陈志武教授：如果是真的能够在去掉通胀因素以后，还能够长期地保持4%的增长率，的确是非常高，从数学上我们可以算一下，从自然回归的常态以及人类自然规律的角度来讲，实际上长久的4%的增长很难成为现实。而L型的运行趋势，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以来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能有个L型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这个L型就意味着危机不太会发生。在我看来，那需要决策层做的非常的准确、系统、专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过去几年一直在说，中国以后，在未来20年，能够像日本过去20年那样，把经济控制在不持续走下坡，不继续往下大下滑的这个状态，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像日本在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做了那么多浪费型的投资，到最后拿不回银行贷款，他们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通过债务调整、债务调款维持下去，结果就是经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经济危机或者是社会危机。
相对于日本，中国民间的自发的救济安排、救济组织非常缺乏。去年七月我在人文经济学会谈到，人类从几千年开始创新，能够使得人类社会面对生存挑战的时候怎么样可以相处下去。除了政府以外，不管是宗教的还是基于血缘的或是其他关系的群体，一旦发生灾害危机或者风险事件冲击的时候，这些群体的互助就变得非常重要。但中国自古就对血缘体系的依赖度太高，出现了排他性，不基于血缘的、不基于宗族的一些组织很难有空间去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可以想见中国一旦面临危机，政府是唯一指望的机构，而政府能否把方方面面都做好，对政府而言是很大的考验。所以我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L型的增长，就是个很好的结果。
记者：未来十年金融行业会怎么发展？对于财经类的高校毕业生会有怎样的影响？
陈志武教授：我觉得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最有发展前景、有很多创业就业机会的一个金融领域，是与财富管理有关的。不管是私人银行、私募基金公司、公募基金公司，无论是做的很专还是无所不包的，无论境内还是境外，对金融投资管理的需求都非常大。
这方面也可以参照日本，我们常讲日本过去的二十年是失去的二十年，没有什么增长，在1990年以前，日本社会创造的财富还是很多的，在1990年之后虽然经济没有增长，但是理财等业务发展的机会、就业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更何况中国人口还多了这么多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方向。
记者：有同学提到，在2013年、2014年互联网经济特别火爆，在那个时候提出的一些大的项目现在并没有太多亮眼表现，这是否意味着互联网经济的一次洗牌，或者说在互联网经济领域，未来有哪些是值得去关注的？
陈志武教授：当然互联网对于很多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时髦的术语，有一个就是零边际效益，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方向与趋势。比如QQ空间里面的那些虚拟衣服，你可以花五块钱买你喜欢的虚拟工具，但对腾讯来说，这种制造成本是很低的。他设计这个虚拟衣服，卖一万个、一亿个，对他来说成本是固定的，不会随着销售量的增加而增加太多。但他的销售额从一万到一亿，这就相差很大了。对他来说，所要求的边际成本基本等于零。我觉得这个业态，确实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才有可能。
80 年 代 的 时候，我在国防科大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国防科大有一个小的银行分支机构在那，都是用纸办公。在那每个人有多少钱只有一张纸在记录，没有备份，当时我想，万一起火了怎么办呢？以那种方式来办银行，边际成本非常高。这样一来的话，就必须得兴起一个新型经济。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经济，都会因为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式的金融服务，来降低边际成本。也因为这个原因，比如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甚至投行，他们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具有非常强的零边际成本的特征。
事实上，管理一个亿的私募基金，与管理50个亿的私募基金，在人员上面可能增加不会太多。因为，你一旦选择了要做A/B/C/D……50个不同的投资，一个投资里面不管你放进去的是五十万、还是5千万、5个亿，劳动成本的投入和其他成本的投入基本上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成功的投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如果太小的融资单子，投资者会没兴趣做这些。所以，我认为互联网会产生低边际成本、甚至零边际成本。所谓“赢者通吃”，这些现象都因为互联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但是前几年，互联网金融被吹得太过火了。过去这两年，我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2014年年初的时候，在《经济观察报》上登出的《互联网金融到底有多新》。当时说的是，那么多人把互联网金融吹得那么好，好像是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写的那些提醒还是挺有道理的。
谢平、马云这些人都太厉害了，所以很快他们就占据了主流。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吹得太过，到了最后，制造了那么大的泡沫。以至于到了去年，尤其是移动式的互联网，都让金融渗透遍了，可以包含中国的各个角落。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好处，确确实实很大，服务面也大大扩宽了。但是给骗子带来的好处却更大，因为原来骗子最多的话只能骗周边的几个朋友、十几二十个熟人，那个时候要骗更多的人，物理上很难实现，现在有了移动互联网以后，行骗空间大大增加了。
去年很多P2P公司跑路，又变得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都不容许互联网金融，不允许说批就批，现在你的公司只要有投资、基金的名字都不让你注册，这个是很糟糕的一次来回。
我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写的那些文章就是说政府最好不要在一些新的领域、新的行业直接去站台，因为政府要是为一边站台以后就会造成那方面的资产的价格或者定价太高、泡沫化，卖方的东西泡沫化了，买方血本无归的概率就会增加。
记者：问您一个与讲座相关的问题，很多的经济学家都会把一些社会科学上的思维或者视角融入他的一些经济研究上，您觉得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它们的研究方法上有什么区别，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看人类社会，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陈志武教授：当然我会比较有偏见啊，因为我是熟悉经济学这个看待世界的框架的。我女儿上课的时候，不管是上政治学啊、社会学、人类学还是其他的，但是她们最后都会发现，学了半天都缺少一个系统的东西，把那些方方面面的内容组织起来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里面。
经济学看待人类行为、看待人类社会的最关键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这些行为、这些决策背后的驱动力量。当然我们会说是利益驱动，这个利益只是一个方面，我的理解比较广义，主要是你最在乎什么，比如说你最在乎和父母的关系，那也行，那是你最看重的利益。你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根据这个，经济学上讲的就是效用函数去分析。这个效用函数真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可以向里面装的内容之一就是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幸福的感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很抽象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用量化的经济学的思维，去研究方方面面的历史话题，包括哪个文化的演变，包括哪个宗教的演变，迷信的演变。我现在在写一本书，讲的是文明的逻辑。从人类的规避风险的这个需要，去梳理人类的许多创新，包括科技方面的创新，是怎么演变的。
我还收集了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也包括经济学，还有历史领域的关于迷信方面的研究。比如小的时候在湖南老家农村，村里面要是谁突然死了，或是遭遇不幸，肯定是那个看起来脏兮兮的，头发乱糟糟的女人搞的鬼，说她是一个“巫婆”。我看了许多研究后发现，原来在中世纪的欧洲，因为这些社会里面的人，他们遭遇的东西没办法理解。也都把这些责任推给了这些女巫。在中世纪后期，欧洲不同的地方加起来大概杀了一百多万这样的女性。然后非洲也是，到现在还有这种传统。发现以后觉得很惊讶，原来我们与非洲、欧洲尽管没有任何联系，却都找出了相似的解脱办法。
记者：您对中央财经大学的青年学子们有怎样的寄语？
陈志武教授：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让自己的知识面变得尽可能广。大学四年只是整个人生的开始，没有几个人能够真的搞清楚以后从事的职业和他要经历的个人生活到底是什么。除了金融以外，除了职业以外还有哪些东西，这些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充满未知的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多学习一些其他的知识，特别是不同的历史文化，当然我知道现在没几个人愿意去看《安娜·卡列尼娜》这么厚的小说。毕竟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的效率是最高的，学习的能力也是最强的，所以抓住这个时候，多了解方方面面学科的知识和内容，让自己不只是一个职业的人，工具型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思考的人。
在大学的时候要尽可能多学一些课，多看一些不同类型的书。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比起我们那个时候幸运多了。在我们那个时候，我1979年到1983年读大学，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只有少数几个老师家里有电视，很多资源都没有。现在有那么多资源，上网可以查到任何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不让自己的知识面很广博实在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希望咱们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们能够尝试很多不同的课程，除了专业的知识学习之外，大学更应该是一个思考型的人的培养的地方，是一个思想火花交流碰撞的地方。
（记者：陈仪萱 叶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