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刘光第先生诞辰100周年。刘先生出生于1917年10月，湖北省仙桃市人，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先后毕业于重庆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初，亲历了上海金融业的接收与改造，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探求国家富强之道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成果卓著，桃李芬芳。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他满腔热情参与到经济金融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之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并被国家有关决策部门采纳，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为推动经济金融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心力。刘先生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在我的心中，刘先生是一位循循善诱、品格高尚的好老师，一位潜心学问、慎思明辨的学者，一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
抗战烽火中立志学术救国研习探求民富国强之道
刘先生出生于职员家庭，自幼喜好读书与思考，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和文化学养。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先是不抵抗，后是节节败退。他深切感受到偌大的中国被日本所欺，皆因中国虽大但积贫积弱所致，救国的根本之路在于尽快使中国富强起来。面对日军不断向内地侵入、祖国山河支离破碎的景象，1939年，他从武汉辗转来到重庆，考入重庆大学商学院学习富民强国之道。当时马寅初先生担任商学院院长，给学生讲授《货币银行学》和《中国金融论》两门课程。记得刘先生曾跟我说起，马先生的第一堂课就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贫、弱、愚、私，根本的出路在于使中国富强起来，经济学就是探求富强之道的，希望同学们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能够怀着这样的爱国热忱来学习经济学。马寅初先生的一席话使他激动不已，马寅初先生强调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经济和财政金融问题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有创见的知识。刘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抱着知识救国的愿望和马先生教我们的方法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希望你们也能这样做。
刘先生求学期间的学习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由于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他们不能正常上课，每天都要跑几次防空洞。虽然如此，马寅初先生对学生要求还是非常严格，鼓励他们不管环境怎样艰苦，都要努力抓紧时间学习。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在进防空洞时总是带着书，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每当看到这种情形，同学们都深受鼓舞，从他身上汲取无形的力量。大多数同学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了全部课程圆满毕业，获得商学学士学位。
1943年秋，立志继续深造、怀揣着盖有刘大钧院长印章的本科毕业证书，刘先生来到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报到。这个学术机构由耶鲁大学博士毕业生何廉先生创办于1927年秋，其主旨是“为我国社会经济问题作实际解决之准备，兼谋我国社会科学之发展”，坚持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两个原则，培养经世济民之才，探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首创中国物价指数，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声名远播。研究所从1935年开始招收两年制硕士生，至1948年前后共计招收培养了11届60名研究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在推动中国迈向富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卓有建树。刘光第先生是第7届学生，同届同学还有陈志让、雍文远、张本懿等3人。彼时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模式培养人才，给学生们授课的不但有经济系的老师，还有包括陈序经、张纯明等政治学、社会学名师，学科交融，兼容并包，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眼界。和在重庆大学读本科时一样，研究所师生关系密切，感情深厚，老师们教书育人，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探讨解惑学业、人生与社会等问题。
1945年秋，刘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货币银行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瑞典学派之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据研究所研究主任方显廷先生回忆，受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货币通论》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影响，1940年前后，研究生培养方向重点从实际领域诸如土地制度与改革、乡村合作、地方政府和财政转向经济理论与货币问题。这篇论文是他后来成为货币金融大家的奠基之作。论文指导老师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陈先生的妻子、也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崔书香教授当时亦在研究所任职，后来她先后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前身）。巧合的是，1953年刘先生从上海调入北京，在中央财经大学与崔书香教授成为亦师亦友的同事。硕士毕业前，刘先生曾想到国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并不富足的家境需要他尽快参加工作以补贴家用的现实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毕业离开南开时，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经济研究所何廉和方显廷等诸位先生坚毅卓绝的办学精神已内化于刘先生心中。
1939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刘先生以顽强的毅力和勤勉寻求到了学术救国、富民强国之道。他曾说过，那六年，在很多博学多闻、古风犹存的先生身上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救国富民之术，也深为先生们发自内心的爱学生、爱学术、爱国家的品格和精神所感染，尤其是马寅初先生的铮铮风骨，对他影响很大。
为准确了解刘先生在重庆学习时期的具体情况，我曾委托我的同事杨禹强博士查阅了中央财经大学和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刘先生的档案。档案中有一份当时在江苏省水利厅任职的大学同学丁星钰先生1952年提供的政审材料《关于刘光第情况的介绍》，这份材料写到：“刘光第在大学读书期间，是同班中最用功的一个，平时不大过问政治，但在思想认识上是比较中肯的，为人颇富于正义感。例如当时马寅初先生展开与四大家族的斗争所发表的言论，他是非常拥护和赞扬的，马先生被捕，他是非常愤慨与同情，及释放回到重庆歌乐山家中闲居后，他时常和一些同学去看马先生，同时也很希望马先生重回到重大商学院来领导青年、领导学习。只可恨当时反动政权不准许这样做，以免扩大影响，所以他当时很为马先生抱不平，他对马先生那种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是极端钦佩的。”
亲历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良好开端培养了最初一批宝贵人才
1945年9月，刘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经所长何廉先生介绍，到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银行组任研究员，并在沪江大学和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兼任教员。1947年8月，他离开重庆到上海，先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刘先生于7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担任研究员、计划科科长，身处上海金融业接收改造的第一线，亲历了由陈云同志领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大米、棉纱、煤炭战争）。此役大捷，被毛主席评价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刘先生用自己所学的系统经济金融知识，为迅速稳定财政金融和恢复经济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时隔30年，当我进入大学读书时，刘先生还跟我们说起这场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战役，他赞叹陈云同志高超的经济领导才能，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状况深恶痛绝。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为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建设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力量，特别是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这一时期，他还在上海《经济周报》兼任总编辑，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兼任副教授，在《解放日报》、《大公报》、《中国金融》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专著《货币管理》。他的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为新中国金融制度建立和货币金融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金融事业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专业干部，刘光第先生因其系统深厚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功底和成功的金融实践经验，于当年3月调入北京，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担任政治经济学组长。先后主讲 《货币制度和货币管理》、《政治经济学》 及《经济学说史》等课程，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开拓培养了最初的一批宝贵人才。195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196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直至1996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刘先生一直在这所学校潜心学术研究，精心教书育人。即使在“文革”下放河南劳动期间，他也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学术研究，不忘初心，勤奋耕耘。在这一时期，他集中研究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金融政策和实践效果，梳理了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的成果，特别是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状况，投入更多精力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其著述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作为高等院校教材使用，出版印刷30余万册，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这一时期的潜心研究和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使他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推动经济改革最有影响的第一批理论先锋之一，也是他后来给我们上课时深入浅出、纵横捭阖、引人入胜的
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浪潮中尽显峥嵘卓越学术成就为富民强国贡献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刘光第先生虽年过花甲，但他像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之中，迎来了他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理论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但许多问题争议很大，反对改革的声音也不小。刘先生以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从客观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出发，论证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农村联产承包到城市经济改革，从改革试点到全面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证中，刘先生都发表了他的创新观点，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
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学术研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了几十篇学术成果，相继提出了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人民币价值基础说和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论，在学术界、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在货币信用的理论问题上，改革初期不少学者把货币信用问题作为一个部门经济来看待，认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还是要靠实物指标直接管理，刘先生特别论证了货币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专著《论中国宏观经济价值管理》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货币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应由实物管理为主转向以价值管理为主”的观点，引起学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的价值管理首先是一种总量管理，其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就是要把货币和货币资金的运动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着力通过对货币和货币资金计划、分配和调控，间接地实现对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调控。刘先生的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强调了货币、银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社会总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建立系统的中央银行间接调控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如，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一个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就必须正确认识人民币的价值基础，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金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的解释是模糊的。1980年，刘先生与焦玉兰教授在金融研究动态上发表了《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一文，明确指出“人民币价值的基础不是商品，也不是商品价格的综合指数，而是黄金”的核心观点。他们认为，纸币流通不能按纸币流通规律的作用进行，而必须按金币流通规律的作用行事；金币流通规律与纸币流通规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要自觉地使纸币流通符合金币流通规律，以实现稳定币值，稳定物价的目标。1981年，刘先生将这篇论文进行了扩展和完善，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公开发表，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经典文献。这一研究进一步清晰了人们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丰富了货币理论，对经济宏观管理部门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金融市场起步阶段，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刘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及股市发展战略选择》、《关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几个问题》、《对发展我国金融市场的几点看法》等，提出应按照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有顺序地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即优先发展货币市场，再发展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应优先发展债券市场，再发展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中，应着重发展与实质投资相关的一级市场，再发展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应以提高证券的流动性，为一级市场创造良好环境为目的，而不应脱离一级市场单纯追求交易量；无论是债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应先发展现货市场，再有限制地开放期货市场。刘先生的观点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1993 年，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课题《中国货币政策及其宏观调控体系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搭建了宏观调控体系的总体框架。
刘光第先生的经济思想是以货币金融为主线的。他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核心作用、货币稳定的内在基础、金融机构经营与实体经济的密切关联、资本市场发展的顺序与资源配置、经济金融体制的运行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精深研究显示了强大的理论逻辑和真理性力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中，刘光第先生还积极活跃于各种学术论坛，他经常参加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等组织的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金融形势分析等方
面的座谈会，是国家经济决策部门和改革的智库机构经常邀请的经济学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学会恢复活动后，他担任常务理事，1993年中国城市金融学会成立，他是首届的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对经济改革和经济运行中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提出的重要建议，许多都被采纳，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贡献了全部智慧与才华。
儒雅简静谦谦君子风关爱学生关心学科浓浓家国情
作为中央财经大学最知名的教授之一，刘先生身上传承着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简静和谦逊的气质，温润如玉又有风骨。
关于刘先生的为人，杨禹强博士在中央财经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刘先生档案中看到一份政审材料，是他的故交、南开大学钱荣堃教授在1957年1月提供给单位的。这份《关于刘光第同志的某些情况》中是这样评价的：“刘光第在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研究所学习期间比我低一级。根据我的了解，他是一个好学不倦、不问政治、自命清高、自以为超越政治超越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不喜欢也不善于钻营，不善于逢迎，在旧社会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的作风也比较正派，有人说他是老夫子”。
这位他同学眼中的“老夫子”，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着强烈渴求知识的我们，像许多重获自由的老师一样，恨不得将身上所有知识一下子都传授给我们。我1979年来北京读书时，他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程，研究生阶段，他讲授《中国经济改革专题》，他的课学理性和思想性都很强，感受到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强烈责任感。他的教学方法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对教学中的一些难点，总是鼓励和引导我们多发言，大胆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课堂上气氛活泼，效果很好，很受同学们欢迎。课余时间，像那些重庆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先生一样，他经常来学生宿舍看望我们，特别愿意与那些爱学习、爱思考的同学探讨学问和人生、社会问题。当时的学术气氛很浓，同学们对改革开放都充满了极大地热情。
那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舍还没有完全收回，条件非常艰苦，友谊楼东侧那间能容纳200人的第一教室排满了一场接一场的学术讲座，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代经济学人大多都在此做过讲座，有薛暮桥、陈岱孙、于光远、吴大琨、刘国光、张卓元、杨培新、刘鸿儒、吴敬琏、厉以宁等，也有一批活跃的中青年学人。除他自己演讲、主持或点评外，刘先生每次都坐在第一排，笔记本上记录的密密麻麻。那时，刘先生已是国内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但他仍保持着谦谦君子风。他在发表自己意见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倾听其他专家的观点，不但对同辈学者的观点极为尊重，而且对年轻一代学人的观点更为关注，不时流露出赞许的目光。
刘先生非常关心学生成长，在同学中有口皆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刘先生给予了特别的教导和鼓励。在学习他的课程时，他还组织了一些小组讨论，我是参加最多的学生之一。1981年，李克穆、何绍华等1978级师兄发起组织了复校后的第一次论文竞赛，由学生组成的组委会对提交的论文进行初评，然后由学校的著名专家复评，我的论文就是刘先生评阅的，成为6篇获奖论文之一，并被刚刚创刊不久的学报正式发表。在读研的三年时间里，由于我们第一届研究生只有财政学和货币银行学两个专业6个学生，刘先生对我们的关心指导就更多，他还经常约我们到他家讨论问题。那时，经常有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从全国各地前来向他求教，后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的秦池江、曾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的王裕国、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戴根友等就是我在他家中初次相识的。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借调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做咨询研究，与刘先生一同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就更多了。1992年我评教授时，他是我的推荐人之一，对我的嘉许和奖掖至今激励着我不懈奋斗。他的学术和为人，令我极为钦佩。
刘先生十分关心学科的发展。他经常说，一所优秀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学科，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办学，之所以誉满全球，原因即在于此。由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时只有财政、金融、会计这三个专业，刘先生在当时的政治理论教研室。他多次呼吁扩展学科，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科。他认为，没有理论经济学的支撑，应用经济学很难达到一流水平。他多次与闻潜、孙开镛、汤国君、张淳等教授，还有陈昭和我等商议，向学校提出建议成立经济系。认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前身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政学院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这四所大学的经济系科合并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当时的理论经济学是全国最强的，形成了很好的理论经济学传统，有坚实的基础，应该尽早建设理论经济学学科。（下转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