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二载，我又回到了故乡，那个处在东北一隅的凄清小镇。小镇因为抗战热闹过，因为煤炭热闹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也不知这里是先有了镇，才有了这些讲着不同方言的人；还是有了这些人，才平地起了这个镇。贫瘠的土地下据说是已被挖空，于是来这里讨生活的人也就像他们那漂泊的祖先一样，又随着时代的风飘去了别处。留下的，只有那些倦了的人和歪歪斜斜的房子。
我按着儿时的记忆走到了一栋旧宅前，那是栋尖顶的苏式厂楼，砖墙上泥灰剥落，麻雀用利爪抠着破裂的地板，翅膀扇起阵阵灰土。没人注意到北墙的那扇门是何时散架的。这栋旧宅的模样，和之前在这里的那个瘸大夫一样，就只有给人怀念的份了。
瘸大夫是当地的一个中医，在我记忆里估摸着有六十来岁，个子大、精气神也足。每天一大早他就坐在了他的老位置上，旁边放一个通天高的拐，一坐一天。周围来看病的人，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小时候的我虽然身子壮，但也是这的常客，因为我总有那么一两个小伙伴被困在这里。不是输液打针，就是被瘸大夫扒拉着左瞧右看。我曾偷尝过他柜子里用来治积食的难以下咽的鸡胗粉，也曾偷拿过给“三高”老人开的菊苣和用来抓药的秤，在门口装模做样的给小朋友看病。当然，不出十分钟，就会被他那大嗓门骂走。有人说他灵，因为痛风发烧湿气什么的病，经他的手后就能好的差不多；当然，也有人药吃了大半年还不见效。但他对这些说法都无所谓。他话不多，也就在病人面前啰嗦啰嗦，和我们这帮小屁孩打打趣，其余时候，他都是一人坐在那里，或看书，或发呆。他脾气好，但是我却总感觉他和大家隔着些什么。
我唯一一次“落在”他手上是因为手上脸上长了大片的扁平疣，又是吃消炎药又是抹皮炎平，折腾了一个月还是不见好。于是我就被拎到了他面前，一进门，他就开始拿我打趣：“老实了？这回不是来拆房卸瓦了？”然后把我招呼到跟前，开始“望闻问切”。没一会儿，他就给我开好了药，内服的是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毕竟在我看来，中药汤只有苦和更苦这一个区别，外用的好像叫全蝎软膏。拜这些药所赐，回家后不到半个月病就好了。再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这片土地，听说他随后也就离开了。
家里老人说他年轻时跑过的地方多，估摸着见过的病人也多。他的医术是家传的还是半路出家学的，这就没人知道了，他家祖上好像是闯关东过来的，但具体问起来谁也说不清。人们多是觉得他医术不赖，所以便给了他这么个废弃厂房用来看病。现在看来，这个地方或许也就是他停留过的万千地方中的一处，他认真对待每个病人，但也没想着久留。
他走后，有人对这个房子进行过多次的局部修缮，破裂的窗户贴上纸条，裂缝用石灰抹平，以前输液房的窗户索性垒砖堵死，粉刷了的墙盖不住风雨侵蚀的斑斑黑痕，能力有限的手，反而使这本就不美观的房子更加丑陋。当然，这个房子也再没迎来过什么大夫，他现在若还在世，应该还是在看病，不知哪个孩子的小脑袋正被他“摆弄”着。对，就应该是这样。
毕竟我们大家伙儿还是离不开中医，毕竟，无论多少代过去，几乎每个中国孩子的记忆里，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老中医。
(文/社会与心理学院2019级社会学刘泳杉图/文化与传媒学院2019级视传赵涵溪)